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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粹] 王小波逝世25周年丨为逃避无趣,我们都曾如红拂般计划夜奔 [复制链接]

3419183023xx 2019-2-19 19: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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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1952.05.13 - 1997.04.11)“哈里路亚!我仍活着。工作,散步,向坏人致敬,微笑和不朽。为生存而生存,为看云而看云,厚着脸皮占地球的一部分......[1]”(痖弦,《深渊》)“有很多的人在从少年踏入成人的时候差了一步,于是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就和他们永别了,真是可惜。在所有的好书中写得明明白白的东西,在人步入卑贱的时候就永远看不懂,永远误解了,真是可惜。在人世间有一种庸俗势力的大合唱,谁一旦对它屈服,就永远沉沦了,真是可惜。[2]”(王小波,1978年给李银河的书信)


引言


“我爱你彼得的营造,我爱你庄严的外貌......[3]”


知道的人一点就透,不懂的人多说无益:鲜少坦承自己文学师承的王小波,曾在一篇叫《我的师承》的文章中,嘲讽了一位籍贯地可能在东三省的译者对普希金诗作《青铜骑士》的翻译。王小波无意褒贬作为艺术的二人转,更不针对热情而伟大的东北人民。他只是觉得,这句译诗多少带有二人转的调子,放在普希金这篇诗作所要抒发的情感中,比起他心中更为精纯优美的查良铮的译文,未见得合适。而查先生的译文是这样的: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4]”


是2012年吧,大约在春季,彼时还在念大学二年级的笔者,在北方一所波光闪闪的高校中,实在搞不清查先生译作到底高在何处,因此就不可能明白王小波自言的“师承”究竟“承”在哪里。十年后的今天,老实讲,我还是没有完全了然。但随着阅历的增长,好像多少又能体会出些许滋味。直到为了写这篇文章而在近日重读小波的中篇合集《青铜时代》,才更深体会到这个“王二”创造者毕生致力于追求的文字境界。正如他曾推崇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备忘录》中提出的文学的种种技巧,如轻逸、迅速、易见、确切、繁复[5]......王小波自四十岁才正式启程的文学之旅,也在竭尽全力去触摸他所追逐的某种永恒。在王小波逝世25周年的今天,重新对话这位“IT男”或“理工男”的创作,在那些睿智与幽默外,也想看到某些更为深层也更为内在的东西。它们本就闪耀,只是在走向流量化、庸俗化、动辄“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时代进程中变得暗淡,为那些流淌在互联网上出自《爱你就像爱生命》中的情话所遮掩。但我仍坚信,王小波的意义远不止于这个层次。看似玩世不恭的他,歪着脑袋,火云邪神的气质,一口“懒得张嘴”的北京话,却可能比很多人甚至某个含混暧昧的时代要更为清醒。


主流与边缘性


王小波对色彩很敏感。青铜、黄金、白银、黑铁,构成了他的“时代四部曲”。考虑到“黑铁时代”所收录的内容含有未竟稿以及生前未发表作品,至少在前三个时代中,一种尖锐且稳定的生存视角贯穿于其间。在王小波的眼中,人的全部生活秩序包含有两个群体,一个靠近主流,一个则处在主流圈的边缘甚至外围。就像他借由《寻找无双》中王安老爹之口所讲——“创始之初,世间就有两种人存在。一种人是我们,另一种是奸党。[6]”这也是他本人一贯的看法,所谓“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总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7]”即是该种见解的郑重宣言。而王小波笔下的主人公,无论男女,大多处在后一个边缘化的群体中。他们不喜千篇一律的生活,灰头土脸却又古怪精灵,并且习惯了抱团取暖,在已被边缘化的生活中继续没羞没臊地过着不受“领导上[8]”待见的边缘人生活。崔卫平把王小波笔下的这些人物视为一种“新人”。“就是这种自我引导、自己承担自己行为后果的‘新人’,尽管每个人都处于体制的边缘,在体制中靠边站或者已经从体制中被剔除了出来。[9]”


恰是这种“新人”,在王小波对历史的“谱系学”考察中,从各个时代中探出了脑袋。相比其他,人们可能最无法理解为什么“文革”前后的岁月被王小波看作一个“黄金时代”?在亚热带季风中午睡的王二,悠然自得,但他实际正处在“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政治风暴中。他何以如此淡定?又怎么会讲出“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10]”?对此,在一篇小众的作品《茫茫黑夜漫游》中,王小波曾做过直接的答复:“想要拥有一切时,我正在云南挖坑,什么都没拥有。假如有个人什么都想吃,那他一定是饿得发了慌。在现代,什么都想干的人一定是不正常。不管怎么说吧,我怀念那个时代。那是我的黄金时代。[11]”这之中隐藏着一种世事吊诡:环境越是险恶,人生存的欲望就越是强烈。这里,像牲口一样活下去不是重点,而是真的活了下来后看着今天的富足,才感觉有什么东西已在冥冥之中溜走。好吧,就是在这样的“黄金时代”中,读者们也再次惊奇地发现,当王朔姜文等大院子弟还在卢沟桥下茬架[12],或在游泳池里“边游边绝望地无声饮泣[13]”,王小波世界中的“王二们”却宛如卡尔维诺笔下的“男爵”,在孤身一人中哼唱着自己世界的歌谣。三不五时还会引来像陈清扬一样与“快乐和痛苦本就分不清[14]”的世界相纠缠而身心俱疲的友人。如果说在王朔那里,意识形态的伪崇高还是作为平民阶层通过调侃而与之抗衡的客体而存在,在王小波这里,这种对垒压根就不存在。那些高高在上的东西至多规定了一个时代内部的游戏规则,因之常以“背景”的形式存在。在它之中,被放大的还是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他们忙着自己的事情,一无所有,却携带了最宝贵的东西——个体意志,尽管王小波也承认其中的“例外”:像是《我的阴阳两界》中,当阳痿的王二被拉回正常人的生活轨道时,随之而来的,则是充盈着寂寞但同时能因之自由做事的人生阶段的告终。




话剧《黄金时代》从黄金时代向前,我们触摸到了青铜。关于青铜时代的记叙,在王小波的写作中达到了无可匹敌的繁复。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想象快乐居多而自问自答隐去[15]”的记叙中,我们震惊于王小波透过一种自由的写作所表现出的某种生存论意义上的残忍。它同时兼有绝望与希望,消沉与执着,直接叩问着我们每人正经历却又熟视无睹的生存状况。以《暗店街》作开场的《万寿寺》却表达出了与法国作家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截然不同的关切。如果说失忆意味着理性坠落,摔成诗意的碎片,那找回记忆的过程,就只能是碎片粘合,可能性减少,诗意最终消逝,庸俗无限生长。同样,风格灵动活泼的《红拂夜奔》在结尾处也难掩忧伤与绝望。王二最终陷入的自我怀疑,带有一种深深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迷茫——“内心有趣却假装无趣[16]”,“不喜欢有趣且表里如一[17]”,究竟哪一个才更贴近人的本质?卫公与红拂不解,传给了王二。王二也猜不透,递给了王小波。王小波皱了皱眉,就把这份怀疑塞给了你我。而从黄金时代向后,我们与“白银时代”撞个满怀。边缘人可能最畏惧这个时代。它如同一块银元宝,而“银子是热导最好的物质,在一块银子上,绝不会有一块地方比另一块更热。[18]”这意味着,差异性在这里彻底堙灭,边缘人的生活将不再具有“边缘化”的可能。届时,人的生活都将被纳入整齐划一的规制之中。小说家、画家乃至数学家的日子都不会好过。对我们而言,不好的消息还在于,这个时代最与我们相关。不过,我们也可以这样“安慰”自己:其实也都一样。毕竟,借着王小波的眼睛看去,无论生活在哪一种“颜色”之中,无论是《红拂夜奔》中的洛阳城,还是《黄金时代》里的云南乡下,抑或《2015》的渤海边盐碱地,有一件事从未改变,那就是,生存环境向来恶劣,个体尊严一如既往地难寻。只不过,一旦这样想,我们就真的活在了“黑色幽默”之中[19]。这或许是莫大的悲哀。


“夜奔”


让我们跳进“青铜”吧!这是笔者最着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红拂夜奔”可谓是王小波宇宙中在王二与陈清扬的“伟大友谊”外最为人传颂的事迹。去年热映的《爱情神话》还在几个镜头之间致敬了一二。《红拂夜奔》的故事,虽以李卫公的早年生活作开篇,但却以隋末唐初的红拂女为真正的核心。卫公李靖的人生悲剧在于“想入非非”,不懂得“奖章一般只发给把游戏变得很要命的人[20]”而非相反。相比之下,红拂虽有相似的心路,但又稍显不同。在李卫公逃离了洛阳建立了大唐长安后,踌躇满志又一贯想入非非的他,无奈被唐太宗“敲打”,就此消沉。此时的红拂,深感日子之无趣。年轻时逃离的洛阳仿佛和眼前的长安重叠在了一起。那晚夜奔所摆脱的牢笼,又在误以为生活就此被重新打开的新环境中悄然上锁。一切都变了,一切又都没变。于是红拂,小轩窗正梳妆,谋划着二次夜奔。如果说第一次夜奔,是出于天性使然外加一份好奇,因而在“匆忙中”被李靖拉住了双手。那么计划中的二次夜奔,则是红拂自由自愿的意志在“作祟”。只不过再次夜奔,谈何容易?彼时的他们,一个是市井流氓,一个是被豢养的歌妓,处在权力中心的最边缘。虽人微言轻,却也因这份无关紧要,随时可以开溜,远离世间的尔虞我诈。而此刻的他们,一个是开国元勋,一个是元勋的太太,整天在权力的眼皮下活动,即便无遮无拦,也必然难以逃脱。自由因之丧失。




《爱情神话》中的“红拂杂货铺”但“红拂夜奔”只是嵌套中的故事。在它之外的一层,故事的又一主人公王二,也就是为红拂与李卫公作传的当代书写者,这次摇身一变,成为了某大学的数学研究人员。从王二对生活与工作的“牢骚”以及借由红拂之口发出的声音看,不难发现,王小波本人的灵魂被摁入其中。红拂人到中年,身体松弛,不再有年轻时的冲劲,因而受困于长安。也罢!不过是每天“穿衣打扮”,日复一日地去“贵妇联(乙)”上班。与此同时,红拂的创造者王二“也不能不去上班,走到灰色的人群里去,一路走一路想入非非。[21]”在小说中,王二年轻时曾在云南插队,走过不少人生的弯路。人近中年才因证出了费马尔定理而在单位有了些无实权的地位,却在猛然间发现:“我们的生活是无法改变的。[22]”这简直是王小波换了一个“马甲”后的独白。在与我们共在的这个宇宙中,王小波不也曾说过,生活有巨大的欺骗性,就像一颗洋葱头,以至于他“剥到现在还没剥到心。[23]”面对王小波这样的“插科打诨”,作家麦家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他愿意相信“如果让王小波多活10年,他也许会和鲁迅齐名。[24]”姑且不论小波是否会在这种“虚拟式”中变得如此伟大,王小波与鲁迅的文学创作的确呈现出某种重叠。一言以蔽之,即是在“人生无意义”的存在论前提下从绝望中摸索希望。用王小波的话讲,就是“生活能有什么寓意?在它里面能有一些指望就好了。(《红拂夜奔》)[25]”而在鲁迅那里,则是“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这样的战士》)[26]”所不同的是,尽管鲁迅终归是怀有希望的人,但那种希望有的时候带有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子,离日常生活多少有着距离甚至是断裂。这也是为什么鲁迅篇幅很小的作品却常常带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味道。如作家残雪所言,作为艺术家的鲁迅的天赋,就在于放大我们灵魂深处的撕扯,而这无疑对深受“天人合一”哲学滋养的国人构成了不小的考验[27]。这也是钱理群认为鲁迅区别于他同时代作家的所在,即,“找不到许多作家所追求的和谐。[28]”更重要的是,鲁迅很善于把环境的“险恶”或足以消磨人意志的“庸常”放在中心的位置,以致环绕着人的苦闷、恍惚、寂寞仿佛吞噬了人本身。进一步说,他有意识地把一些永恒性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压迫感呈现在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中。于是,在他的作品中,“孤独”随处可见,“焦虑”俯拾皆是。像是《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在酒楼上》的吕纬甫、《铸剑》中的眉间尺、《伤逝》里的涓生,连同石板路、月光、乡村、梦魇等意向,共同诉说着人生存的有限与悲哀。汪晖认为,在鲁迅那里,“‘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把个体生存的悲剧性理解与赋予生命和世界以意义的思考相联系,从而把价值与意义的创造交给个体承担。[29]”。不过这也印证,于鲁迅而言,悲剧性才是人生的“底色”。




赵延年绘《狂人日记》插图与此不同,王小波树立起一种带有欢快气息的“革命者”形象。他不遗余力地在不完美甚至悲惨的生活中预示(prefigure)那些艺术生命所面向的永恒。而这种永恒一扫鲁迅那里的悲剧底蕴,充盈着欢脱、奔放、美好与自由自在的气息。王小波对人文事业的认知便是最好的说明。一反安徒生的“光荣的荆棘路”的看法,他更愿意相信,人文的道路存在于“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我的精神家园》)[30]”也正是这种欢快的气息贯穿着《红拂夜奔》的始终。即便是红拂最后选择的“为夫殉节”,也是灵动且充满调侃意味的。申请殉节,需要指标,需要向行政办公室与意识形态部门打报告、递申请、补说明。这简直是卡夫卡《城堡》的姊妹篇!即使是最后的行刑描写也与莫言在《檀香刑》中想表达的东西截然不同。在小说中,红拂最终是因不能忍受自己在卫公去世后被提拔为“贵妇联(甲)”的主任委员并因之要接受官员的生活方式,而向领导递交了殉节的申请书。有意思的是,在红拂的世界中,与其存在构成鲜明对比的男二号虬髯客,则在否定与自我欺骗中苦苦挣扎,以近乎变态的方式在遥远的扶桑逍遥快活。红拂不见得多勇敢,但却敢爱敢恨自在洒脱。当现实无可避免地不如意时,她也不愿意纠缠或凑合。她倾向认为,“和一个无性、无智、无趣的人生相比[31]”,死亡或许并不可怕。即便《红拂夜奔》最终仍以一种悲伤的尾音结束,但我相信,不少人可能会有和我类似的感受,那就是在抵达这个尾音前,全书的曲调是充盈着欢乐的。这和鲁迅很不一样,尽管面对人生他们都曾有过分毫不差的绝望。自在写作


这种超然灵动的写作从一个侧面也在显示王小波独特的文学品味:偏爱奥威尔、萧伯纳、卡尔维诺、尤瑟纳尔、迪伦马特还有杜拉斯,却与托尔斯泰以及成为教条的“郭鲁茅巴”绝缘。小波的白话文写作,自成风格。语言纯属硬朗,充满个人意志乃至战斗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场访谈中,王小波说他偏爱尝试“想象的小说”[32]。事实上,从早期作品,如《绿毛水怪》、《南瓜豆腐》、《歌仙》,到以唐人传奇为核心的《青铜时代》,以及面向未来的《白银时代》,所谓想象或者说纯粹虚构的小说,都十分自然地从王小波的笔尖流出。在他身上,仿佛察觉不到一点点沉重的现实主义气息。即使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为背景的《黄金时代》里,那些我们拒绝回首的往事,也在以各种各样“变形”的方式,沿着另一种充满个人意志且超脱自在的叙事被重新打开:在《似水流年》中,当贺先生跳楼自杀脑浆涂地后,夜晚时分,点点烛光下,一种超现实但却摄人心魂的守灵画面被徐徐拉开。在“宠儿”《黄金时代》里,被拍了两下屁股后就浑身无力,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33]”般挂在王二肩上的陈清扬,似乎在一瞬间,就跳出了“文革”时期的中国云南,与他面前这个多少有些浑不吝的男人,过上了从此无人打搅的桃源生活。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二面对团支书x海鹰的“帮教”,却反过来,或多或少斩断了后者与她身后更大的权力机关的牵连。于是,孤男寡女,身居陋室,在对往事的追忆中,践行着“爱情在所有的生活中皆神圣[34]”的真理。


透过王小波的文字,似乎看不到他与同时期中国作家的交集。出身知青,但没有伤痕。历经时代转轨,却自外于现实主义。他“势必”会反感车尔尼雪夫斯基,因为在其心中,“真”的东西一定不美,或者至少不见得美[35]。美纯然来自虚构,来自对现实的变形。毋宁说,王小波虽然像所有人一样,受困于他无从选择的历史安排,但令人惊异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在文学的创作中跳出时代的框架,从《太平广记》中重建过去,在《一九八四》里想象未来。因此,对那些早已受千夫所指的现实悲惨,他无意重复。多一个人出来谴责,也不会增添任何东西。他宁愿在更为辽远广阔的疆域中,触碰人类生活的某些永恒主题,关于性爱,关于有趣,关于绝望。对此,他最欣然接受的表达形式,就是他一生倾注心血最多的小说艺术。


即使是收录于“黑铁时代”中的未竟稿或生前未公开作品,这种自在写作的风格也随处可见。在那里,具体时间已然模糊,甚至变得不再重要。有的只是叙述者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穿梭。在这个模糊的时代中,有为生计所困的小说家,和他虚构的一个“没有任何教育意义”的SM寓言(《茫茫黑夜漫游》);还有留学生二人,今夜无眠,对着自家亲戚不光彩行迹的深夜漫谈(《夜里两点钟》);以及兄弟二人建造的带有“老大哥”意味的黑铁公寓,其中安居或关押着一批不安分的可疑人士(《大学四年级》)。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曾在小说《金阁寺》中,描述过一位面貌丑陋的禅宗和尚所拥有的异于常人的心智。在小说中,金阁所代表的永恒之美,反倒对主人公构成了一种威胁与逼迫,使其在日常生活的节奏中失去分寸,并愈发不受控制。故事以主人公将金阁付之一炬并在浓烟与焰火中自语着“我要活下去”为结束。事实上,王小波的人生经历与艺术创作之间的紧张,甚至他的生前寂寞与死后哀荣,又何尝不是这位名叫沟口的禅宗和尚面临的拷问的显现。王小波也处在一种面向艺术永恒性的旅途中,却因知青岁月中那些兜兜转转、寂寞困顿、怀才不遇而曾在相当长的岁月中与他所期冀创造的文学之美变得遥远。时至今日,我都无法体会他在“孤岛访谈”中描述的青年时期的精神匮乏达到了怎样的程度。那时没什么东西可看,好不容易搞到的一本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诗篇《变形记》,竟被他翻来翻去以致最后活生生地“看没了[36]”。可正是在这种困顿中,王小波的自在写作折射出的恰是真正艺术家的境界。他没有因为美好之不可及而绝望,也未曾出于对日常生活的无力而沉沦。相反,面对前者他有勇气“在荒岛上迎接黎明”,面对后者他乐意“永远怀念那只特立独行的猪”。或多或少,王小波分享着“孔颜乐处”与“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这类中国文化所高举的品质。无论身居何处,他都努力把“人世间庸俗势力的大合唱[37]”挡在他所青睐的由萧伯纳与罗曼·罗兰开辟的道路外,因此才有气魄在艺术生涯中途呐喊,“我这一生决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有与无》)[38]”也才会在点点滴滴的日子中相信,“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智慧与国学》)[39]”


知识分子的内修


我无意拔高王小波。并不是说王小波的作品“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啊,就是好!(《知识分子的不幸》)[40]”这未免也太不“王二”了。反教条者恰恰要避免让自己成为新教条。必须承认,王小波在写作中流露出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在有些地方已无限接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某种视野。王小波曾不止一次以“回头看”[41]的方式来诉说着故国传统。在他眼中,趴在井口观察阴阳之气的朱熹不懂什么是“几何光学”(《我看国学》)[42];孟子对道德学说的狂热使得“仁政无敌”学说接近一种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原子弹”(《花剌子模信使问题》)[43];以及圣人所谓“人之异于禽兽”也无非是要求我们不必对生活抱有太多期望(《红拂夜奔》)[44]。对这些见解,我想我们必须保持一种冷静。那就是,继续喜欢着王小波,但也有足够的理性拒绝他的某些方面。相比之下,对传统,我更欣赏李泽厚的态度[45],即在一种对人类健全人格的关切下,在真正的比较文化的视野中正视我们的长处与不足,而不单以物质或科技的现代化成就论高低。不过在这里,我更想指出一件有趣并值得深思的事,那就是,八十年代甚嚣尘上的那些“道理”——姑且不论它本身如何——在王小波嘴里就是如此悦耳?为什么他说的东西大家就听得进去,类似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所谓的“只具有实际职能的字眼”[46],即引我们深思并在进入严肃思考的境地后就不再需要的某种“引子”?甚至,王小波本人都被看作具有真正的名士气[47],鲜有偏执极端的感觉?冥冥之中,似乎“说理”这件事,不仅“理”本身是重要的,如何说,以及说的限度,也干系重大。


对“理”的表现,在王小波的小说中,很多时候都以极其幽默的方式呈现。在《红拂夜奔》中,李靖发明的开根号机器却被唐太宗用作杀人武器[48],反映出的即为作者对中国传统中缺乏对“纯粹思维乐趣”的执著而偏重“实用理性”倾向的批判。就这一点,我基本同意周国平的判断,他说王小波的作品“在调侃中有一种内在的严肃,鄙俗中有一种纯正的教养。[49]”实际上,活泼灵动的《红拂夜奔》却以“年鉴学派”大家布罗代尔的杰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为开篇,本身就显示了作者怀抱的一种极为严肃的关切。而这关切的核心,清晰指向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缺失与局限。这与王小波的一篇杂文《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的论旨相呼应。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的确堪称严肃的学者型作家。事实上,以小说为载体,王小波曾对一系列重大社会人文议题都做过深入的思考。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带着福柯的镜头,王小波把握了革命时期中爱情何以可能的逻辑。其要义在于,在严密的权力控制下,涌动着一股反权力介入的虐恋亚文化的暗流。在《未来世界》中,追寻前辈乔治·奥威尔的足迹,他又叩开了乌托邦世界的大门,直指不允许存在差别的世界与艺术创作之间的诡谲牵连。在剧作《东宫西宫》中,王小波不仅触碰到了“同性恋”议题,更对广泛的爱欲表达与文明社会秩序的关系做了极具“戏剧张力”的呈现。因之,在这个意义上,我无法同意冯唐的“王小波小说仅限于有趣”的观点。[50]


王小波始终以极大的热忱投身于小说艺术与知识世界的探索,而反过来对社会生活抱持着一种既关切又超然的立场。换言之,他更看重“内修”,而非“外扬”。诗人欧阳江河曾说,王小波本人有一种“置身其间却又抽身其外”的精神气质[51]。他怀有一种英国文化里冷静、自省却又不失幽默的调调。在其对“侄子姚勇”做思想工作的光辉事迹中(《我怎样做青年人的思想工作》)[52],王小波恐怕给读者留下了“他就是王二,王二即是他”的印象。更重要的,在这种自足之外,无数的“王小波门下走狗”怕是不止一次地惊讶于王小波涉猎的广泛。在哲学思想上,王小波倾心于罗素与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并以此作观照,对纲常化的儒家及其支配的传统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在历史认知方面,王小波受影响于汤因比和布罗代尔,对至少在他身处的时代中依然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反智”倾向保持着一贯的愤怒与嘲讽。此外,王小波曾协助李银河展开中国大陆最早关于男同性恋群体的学术研究,并就该议题表达出如下立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性别之分,贤愚之分,还有同性恋和异性恋之分,这都是自然的现象。把属于自然的现象叫做‘丑恶’,不是一种郑重的态度。[53]”




王小波在匹兹堡大学的指导老师历史学家许倬云结论尽管法国学者魏简(Sebastian Veg)倾向把王小波的创作看作某种公共领域的介入[54],但我还是认为,王小波的落脚点终归是哲学意义上的个体。这也是他的一贯态度,所谓“我还是相信个体的力量。[55]”是个体在求取智慧、探寻有趣、把握性爱。不同的时代于小波来说不过是“游戏规则”的改变,“没什么道理可讲[56]”,关键的地方仍在于人主观上的变通与适应。在这种视野下,政治经济的考量、阶级的问题、社会运动的可能全部隐去。实际上,《黄金时代》中王二所具有的心智已然近庄子的“逍遥”。


只是于我个人而言,随着近年来政治立场的左转,王小波写作的这个方面已不大合我的胃口。他的文字也早已无法召唤出大学时代初读时的热烈与激动。但静下来想,王小波之所以令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念念不忘,恐怕与政治观点无涉,而更多在于他的博闻强识、幽默诙谐以及用“思维的乐趣”为导引的智识生活。戴锦华说王小波“让我们快乐并沉思,让我们痛楚并欣悦。[57]”王小波对人世的态度,并不冷漠,也不是犬儒哲学的变体,而毋宁说,是一种接近儒者梁漱溟的人生格局。而这也是已故学者江绪林围绕“生命的厚度”的关切[58],还是陈纯以“自由主义者的心力”为题回应前者的要义所在[59]。我们看到,在诸如“花剌子模信使”一类问题外,陪伴王小波更多的,还是杜拉斯的《情人》、图尼埃(Michel Tournier)的《桤木王》、王道乾与查良铮的译诗、基米诺维奇的数学习题集甚至还有C++语言。一言以蔽之,王小波终归是有温度有现实关切的。要不他怎么会关注“甩手气功”的流行及其背后的“恶毒用意”(《写给新的一年·1997年》)[60]?何况,他也曾动情地说“假如现在形势不大好,我们也不会改变对这个国家的感情。(《写给新的一年·1996年》)[61]”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的情怀之中有自我宽慰与幽默的成分,因之王小波留给世人的形象是儒雅明朗的,不炸毛,不为外物所役。他自不属于“民族-大众性[62]”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却“意外”提点了即使作为一个左翼分子也理应具备的心智,那就是:现实无疑是难改变的,甚至无法撼动。但这不应妨碍我们保有一片精神家园,作一时退守的良田,如此才能涵养精神,实现卢森堡百年前的期许——“要有耐心,鼓起勇气!我们还要活下去,我们还要经历惊天动地的事……[63]”


《红拂夜奔》其实并非本人最爱,紧挨着它的《万寿寺》才是。如前所言,在这篇华语文学的杰作中,王小波道破了一种生存论上的残忍以及一丝残存的希望——尽管万寿寺无可逃避,我们注定生活于其中,但小说中的主人公不直到最后“清醒”之际也还笃信“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64]”,甚至还“惦记”明天一早前往湘西凤凰寨与苗女红线汇合的旅程?每每读到这里,我都会想起电影《太阳照常升起》的结尾汉族人与维族人围在一起跳舞狂欢的场景。尽管未来注定了无生趣,且愈加可能“受锤”得厉害,但今日篝火前的歌舞,不正如那顶被火车“放飞”的流动帐篷一般,虽如烟云般短暂,却注定会是后来形如槁木的日子中确认自己曾不堪无趣的证明。由此反证,“逃避无趣”的冲动决定了,我们都是红拂,都曾计划着夜奔......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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